| 摘要 |
荀子以〈富國〉為核心的經濟論述，事實上是在作為顯學的儒墨交涉場域中所建構。亦即藉由〈非十二子〉中儒學意識型態對他者與內在他者的批判，可以梳理出荀子典範與其他學派上根本的差異。那麼可以發現，荀子對於墨子的批判是為「上功用，大儉約，而僈差等」，以經濟思維的批判作為墨學的概括，而非道德論實踐上的兼愛理論。而檢視荀子的經濟思想便可以發現，其多為針對〈非十二子〉中墨子批判的三個向度而發。由此更可進一步理解到，荀子在作為儒家的自我認同中，與墨家的根本區別不在於「利」與「義」的對立，而是「節用」與「節用以禮」、「節用裕民」的差異。如以經濟學脈絡而論，可說墨子在自苦中「以節流作為開源」，而荀子則是在禮儀繁飾中「以開源作為節流」。也就是說，荀子在經濟論述中仍以禮作為終極價值去涉入，那是一種「裕民以政」的政治經濟系統。在以禮為核心的經濟論述中，荀子不僅梳理物質經濟，更強調物質文明，他認為經濟論述上的富足並不只是物質上的富足，還須涉入心靈上的富足。只要能夠以富養民，而不僅是如墨子賦予天子以至庶民自苦儉約的義務，那麼便能夠充滿生命驅力去裁萬物而使資源源源不竭，在開源中富足，也就沒有所謂「憂天下之不足」的問題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