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摘要 |
西方傳記文學不僅是一種文學創作上的體裁，更是一種進行文學批評的方式，所謂傳記批評是也。替司馬遷撰寫的傳記《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》(1948)一書亦然，乃是李長之(1910-1978)以傳記之體遂行批評之言說。傳記批評雖以撰寫傳記為歸宿，但不是為傳而傳，研究作家情況的最終目的還有研究作品，通過審視特定情境下的作品價值而確定作家在史學、文學與文化史上的特性和地位。因此，傳記必須傳、評結合，人、文並論。故文學史家總是「將李長之的批評標示為傳記批評，是因為他擅長為作家寫傳，而那傳記又有很濃重的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研究的特點。李長之的傳記批評並不滿足於一般地描繪介紹作家的創作生活道路，也從不沈潛於史料的蒐羅考證，其功夫是探尋把握作家的人格精神與創作風貌，闡釋人格與風格的統一，領略作家獨特的精神魅力及其在創作中的體現。」《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》一書，李長之著力刻畫司馬遷作為「抒情詩人」的「作家肖像」：「他的濃烈的情感，他原是像屈原樣的詩人」。「抒情」標示一種浪漫化的情感主義傾向，推重主體情感的原發性與創造性。從本體論上認定情感才是作品的本質、生命和靈魂；從發生學上確認作品起源於作家的情緒內驅；從作品論上闡明作品的藝術完成就是作家的情感被賦予語言的造「型」過程。這一傑作，其突出意圖顯然是要在民族危機時刻，振興和發揚以浪漫的文化英雄司馬遷為代表這一理想文化人格，俾能在戰後繼五四「啟蒙運動」後，迎接中國的「文藝復興」。 |
